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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庆文 邵宝辉:中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差距在哪? | 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 2016-01-28 07:47:16   作者:董庆文 邵宝辉   来源: 社会科学报   浏览次数:  
摘要: 中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差距在哪? | 社会科学报

 

中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差距在哪? | 社会科学报

社科报 对撞

作者:美国太平洋大学传媒系主任 董庆文教授 (图左)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邵宝辉(图右)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研究蔚为大观。但与美国相比较,还是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社科学者在努力、在尝试着改变,以求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拥有更多话语权。

国更关注学位

作为“舶来品”,新闻传播学已在中国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尤其在最近二十多年,新闻传播教育出现跨越式发展,新闻传播研究已然蔚为大观。不过,与新闻传播学的西方诞生地,特别是美国相比较,还是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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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的共同点,是数量庞大的高校教师同时构成新闻传播研究的主体。然而,两国新闻专业教师队伍存在鲜明的反差。根据《中美顶尖新闻学院教师队伍比较及对比》提供的数据,在调查的新闻学院中,中方78%的教师有博士学位,美方仅25%有博士学位。在学术成果方面,中方著作数量是美方的四倍多(750/181种),论文数量则是美方的八倍多(5884/703篇)。显然,中国更注重专业教师的博士学位与学术研究。

尽管中国学界看起来更注重新闻传播专业教师的科研水平,但放在更广阔的国际学术平台上,中国依然缺乏大规模的独立学术生产能力。统计数字显示,到2013年末为止,中国学者在31份SSCI期刊发表论文总数为160篇,在刊物同期论文发表总量(26069篇)中仅占0.61%。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的论文篇均引用数是2.16次,远低于这31份刊物论文篇均引用数7.1次。

验VS实证

整体而言,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水平仍需提高。

在理论建设方面,美国学者重视系统的理论表达与创新,注重理论的证实或者证伪;而中国学者则注重经验总结、心得体会以及政策阐释,可谓智慧多,理论少,而且容易自我设限,只是在强化自主与自强意识。中国学者充满智慧,聪明、顿悟绝不缺乏,只是大多体现在现象描述或直觉经验上,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往往不成系统,缺乏证据,难以证明并上升到理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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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俗语“傻子过年看隔壁”,其中蕴含丰富的人生感悟。可惜停留在约定俗成,没能再度升华与提高,如果给国际同行看,就不大明白其中意思。事实上,人类的社会活动有规律可循,美国学者针对同类现象研究,提炼为一种理论,即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核心在于学习不只是观察与模仿,更是一种社会情境下的认知过程。

这里顺带出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中国学者常多观点,而少证据。比如在学术会议上,有些中国学者提供的观点不少,通常是以面看面,以线看面,倾向于主观,惯常表达形式是“我认为/我建议(I think/suggest)”;美国学者则是用证据说话,比较客观,表达形式一般是“事实证明/显示(It indicated/showed)”,结论由证据而来,也比较扎实。很明显,如果没有证据支持,研究者容易天马行空,说出过头话。相反,如果以证据说话,结论自然容易使人信服。

究方法的差距

在研究方法方面,美国学者重视各种研究方法运用,无论是量化方法还是质化方法,方法清晰,程序严谨;而许多中国学者相对来说忽略这一点,论文中一般很少明确说明研究方法,或者不能给予足够的篇幅。在美国,博硕士学位论文要有专门一章探讨研究方法,论文评议人第一在乎的也是研究方法是否适当。同样,期刊论文中会有专门小节谈论研究方法,这已是默认的学术惯例。而在中国,研究生学位论文常常化约研究方法,发表论文只字不提研究方法的也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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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之所以称之为“科学”,并不是等同于自然科学,而在于科学的方法:实证,客观,严谨,符合伦理。无论量化或质化,每种研究方法都有明确的操作流程与规范,具备相对的稳固性,具体运用必须具备信度(Reliability)与效度(Validity)。科学的方法是产生可靠结论的前提,正如美国学者沃纳·赛佛林和小詹姆斯·坦卡德在《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一书中所言:如果我们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存偏见,如果我们采用的措施是可信而且有效的,如果我们的发现是能够验证的,我们就比相信自己的直觉、依赖于权威的判断或凭借着固守的信念更可能接近“真实”。

事实上,研究方法已经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得到很大重视,但仍然相对单一与欠缺规范。根据中美新闻传播代表性期刊的对比数据,定性研究方法在中国论文中占据主导地位,大概有七到八成,定量研究方法仅占两成左右(董天策、昌道励)。而在全国范围来看,中国学者“定性研究方法”常流于“随感而发”,较少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袁会)。

某种程度上,学术研究不在于结论如何精彩,而在于方法是否正当。方法不严谨也许会得出颇具轰动性或者极有噱头的结论,但肯定经不住推敲,只有方法正当的前提下,结论才值得认真对待。近年来,太平洋大学传播系与中国同济大学、深圳大学、河北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合作,以多种形式举办培训班或工作坊,特别注重研究方法的指导与学习,受到中国学者的欢迎与肯定。

段论VS洋八股

在论文规范方面,美国学者的研究呈现一般包括:研究背景(前言)、文献综述、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发现、结论、参考文献。这已成为标准的学术成果呈现模式,几乎是缺一不可。当然,也有人称之为“洋八股”。无论如何,学术成果的呈现必须构件齐全,才能眉目清楚,符合规范。中国学者的研究呈现习惯于使用三段论式的总结、分析和概括,不仅欠缺研究方法部分,文献综述同样遭到忽视,理论框架也比较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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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男人是凡人. 苏格拉底是男人. 因此, 苏格拉底是凡人”

文献综述并非罗列已有研究,做流水账,而是一种批判性的概括与评价,目的在于发现过去研究的不足、矛盾、错讹或者空白,展现与即将研究课题的契合程度。学术研究必然是一个积累过程,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新发现、新进展、新贡献。文献综述能够充分体现对前人成果的尊重,同时为新的研究做论证与辩护,研究者恰恰在综述文献过程中,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建立自身研究的理论框架。

理论框架则是利用已有理论,厘清概念、定义、变量,交代清楚概念之间、变量之间的内在关联,显示研究的内在肌理,为自身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值得一提的是,多数中国论文在结论部分很少自我挑剔,以及给出未来研究建议。这部分内容其实不多,但足以给其他研究者以启发,乃至促使跟进研究更上一层楼。

门导向VS问题导向

我们比较一下中美研究导向的差异。中国流行“热门导向”,有些学者选题讲究时髦跟风,只求成果呈现与论文发表。大多数美国学者则是“问题导向”,由此凸显研究的针对性,目的是解决切实面临的难题或至少是真问题。

客观而论,以上差异也含有差距。追溯原因,当然有着历史传统、现实环境的诸多影响因素。从大处来说,中国文化历史传统强调等级与“关系”,真理止于权威;美国则传承西方自希腊以降的平等论辩传统,真理越辩越明。中国的传播是高度语境,更多信息要在背景中获得理解;美国则是低度语境,信息在资讯中即可得到解释。这些可以部分解释中国智慧为何含蓄以及缺乏证据铺陈与理论探索。此外,中美价值观的差异也是明显影响因素。中国的价值观倾向于集体主义,体现在学术上,容易导致因循他人;美国则流行个人责任主义,驱动学者朝向理论原创与方法多样化方向行进。

从新闻传播学历史来看,中国新闻学虽有百年发展史,但其中不乏战争等造成的干扰与中断,传播学引入也不过数十年,远不及美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自然与稳健。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新闻传播专业最初大多脱胎及依托于文学系,人文思辨色彩浓厚,这也是导致在研究方法上疲弱的重要原因。

距越来越小?

当然,更大的现实是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与国际学术平台的接轨不足三十年,真正重视却是在最近数年,因此在学术规范上有距离,可以理解。而语言能力的制约对中国学者同样是不小的障碍。随着对外交流日益频繁,更多学者具备海外交流经历,以及新一代学者更多具备海外留学背景,这些障碍正在逐渐得到克服。乐观地看,以上提及的各种差距也在同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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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明的是,本文的比较是建立在一个“均值”或一般现象基础上的。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已有高端的学术成果虽是少数,但不应该遭到忽视。

钱钟书曾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新闻传播学也不例外。当今世界,全球化一方面凸显了差异,另一方面更带来趋同。在此过程中,一个世界新闻传播学术共同体正在逐渐形成。中国学者作为这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可以说一直在努力尝试改变,使用不同研究方法,遵循国际学术规范,从事原创性研究,以求在国际学术舞台更具备竞争力,以及拥有更多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