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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学应该成为一级学科的五个理由

发布时间: 2020-05-21 09:35:25   作者:聂震宁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摘要:

 出版专业高等教育被列于其他一级学科之下,不能适应出版业创新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也很不利于出版专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多年来,出版业和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将出版学升为一级学科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歇。2020年是新一轮学科目录的调整期,应该将出版学设为一级学科,其理由至少有五个,即:出版业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的需要,出版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出版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出版业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出版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新闻学、传播学和出版学是三个平行的学科,应将目前的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调整为“新闻出版传播学”,让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合理地跻身于一级学科的行列。

引言:问题的由来

2007年3月,笔者在出席全国政协第十届五次会议期间,提出了两个提案。一个是“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建议”,另一个是“建议将编辑学或编辑出版学列入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并定为一级学科”。于前者,笔者是第一提案人;于后者,笔者则是联名提案人。

 

 

十多年来,前一个提案不断被媒体提到,因为全民阅读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一直持续升温;后一个提案却很少被媒体提起,因为其内容毕竟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中的一件普通事情。可是,关于后一个提案的内容,在出版业内和出版专业高等教育里却经常会讨论到,因为这毕竟是一件关系到出版业人才培养和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安身立命的大事情。

 

关于将编辑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的提案,确实是出版业和出版专业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要求。只要仔细辨认提出提案的12位委员的专业身份,也许就能理解提案内容与出版行业关系的紧密度。第一提案人是时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桂晓风委员,联名提案人有桂晓风、高明光、聂震宁、常城、龚亚夫、何东君、罗开富、黄景钧、徐锡安、徐心华、唐浩明、徐式谷等12位全国政协委员,全部来自新闻出版界,都是业内资深专家。早在2005年,在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下,由北京印刷学院牵头,组织召开了“全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全国近百位高校出版专业教育工作者和出版行业专家参加,笔者也出席会议并做了发言。会后由当时的全国高校出版专业学科建设协作小组负责形成会议纪要,上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其中主要内容即成为后来这份政协委员提案。回想当时景象,会议气氛热烈,发言质量颇高,寄予希望很大。然而,无论是会议纪要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提案,提交有关部门后,均未如所愿。

 

毋庸讳言,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十分注意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对于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当时有一种说法,即欧美国家的大学没有或者极少有设立出版学专业的,这一说法似乎对我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立的决策很有影响。于是,出于对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发展的责任心,大约还出于满足某些借鉴欧美国家经验的需要,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在《中国出版》2009年第9期发表了《英美国家的出版学学科归属及对我国的启示》。文章首先对英美两国的出版学学科归属进行了介绍。在英国的“共同学术编码系统”(JACS)中,出版学是与信息服务、宣传研究、媒介研究、新闻学相并列的一级学科;在美国的“教育项目分类”(CIP)中,出版学也是一个与“传播与媒介研究”“新闻学”“广播电视和数字传播”“公共关系、广告和应用传播学”相并列的一级学科。文章在对我国出版学学科归属现状和学科特性分析的基础上,建议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将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

 

张教授的文章自然也没有解决将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的问题,不过,却为紧接着的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提供了一些理论支持。在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下,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于2010年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7次会议获得通过。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标志着出版研究生教育被正式列入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

 

2009年我国一级学科调整时,出版学依旧是被置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本来,学科之间无所谓高低尊卑,究其实只是科学体系按其内在联系加以归类并做出符合逻辑的排列。新闻和出版似乎也按照它们的内在联系加以归类。其实,内在有联系固然不错,但那主要是国家意识形态管理和导向上有其关联性,并不意味着二者在学科专业上有归属关系。就像成立林业和草原局,并不意味着草原学属于林业学。作为学科而言,新闻学是新闻学,出版学是出版学,基本属于不同的专业,遵循的是不同的学科原理。长期以来,新闻专业高等教育指导委员会无法指导出版专业教学,其中缘由可想而知。再有,在新时代,随着出版业的创新发展,对于出版人才培养需求的紧迫性明显提升,出版专业高等教育依然被列于其他一级学科之下,根本就不能适应出版业发展的形势。何况,出版学不能升级为一级学科,给学科评估和资源配置带来很大困难。鉴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多年来,出版业和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将出版学升为一级学科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歇。

 

根据有关办法,我国一级学科的调整每10年进行一次,2020年是新一轮学科目录的调整期,将出版学设为一级学科的呼声愈发兴起。归纳起来,认为出版学应该成为一级学科的理由至少有五个。下面将逐一陈述。

 

学科升级是出版业在国家文化
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的需要

出版学是建立在出版业基础上的一门应用型学科,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出版活动的规律,探索出版发展历史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要评价出版学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首先可以从出版业在国家文化建设中无可替代的作用的角度来考量。

 

我国国家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用当代最新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用优秀的文化活动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我国出版业在国家文化建设中一直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出版物通常不以新闻见长,而是以深度、广度和超长稳定性见优,在国家文化建设中持续发挥其深层次的、长久的作用。无论是在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特别是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是直接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无论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论是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还是传播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出版业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全国出版业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围绕抗疫内容出版了570种各类图书,传播抗疫科学知识,宣传抗疫英雄事迹,鼓舞群众抗疫斗志,疏导社会紧张情绪,发挥了独特作用。

 

我国出版业在构建、创造和传播国家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一直发挥着独特作用。国际社会常常会通过认识一个国家的出版物,特别是通过认识关于这个国家主要内容的重点出版物,建立起对一个国家相对稳定的印象和认识。例如,孔子《论语》和老子《道德经》成为全世界跨语种翻译出版最多的古代哲学著作,无疑对提升中华民族的影响力、感召力,对中国形象的构建产生了重要作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令世界瞩目,海外各界研究中国的热情空前高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自2014年9月出版以来,以近1000万册的发行量覆盖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书正是帮助外界理解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的一把钥匙,为各国读者开启了一扇观察和感知中国的窗口。

 

 

一个国家的出版物可以传递多重信息。其中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有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有国家的文学艺术风貌,有民族审美特色,还有国家出版物的设计制作质量等。我国出版业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中,在广泛传播优秀思想文化,加强知识分享,推进文化交流,特别是助推民心相通等方面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我国出版业正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而出版业在出色的发展中,也从一个特殊角度展示了中国发展的时代风貌。

 

出版业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国家文化建设,不仅是为了满足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现实需要,还要切实做好科学文化资源的积累工作,有选择地整理出版优秀文化遗产和各种思想资料,完成好文化传承和文化积累的历史性任务。我国自唐代开启《艺文类聚》等类书的出版以来,《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历代重大类书出版工程,都是以文化积累为主要使命的。试想,倘若没有我国出版业从未中断的悠久历史,中华文明怎么可能绵延传承数千年,使得我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被中断文明历史的国家!

 

出版业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贡献无疑是居功至伟的。出版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在新的时代,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为国家文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这是出版业面临的新要求、新任务。作为肩负着我国出版行业人才培养、学术研究重任的出版专业高等教育,也因此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要求。为此,应该进一步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积极推进出版学学科升级。

 

学科升级是出版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出版业正在朝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做努力。出版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还要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上做出重要贡献,在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等方面做出努力。同时,出版业关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出版业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在提供高质量的出版物上做出奉献。

 

党的十九大以来,出版业在为国家文化建设进一步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在保持产业规模、深化供给侧改革、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上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8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8687.5亿元,较2017年增长3.1%。与10年前的2008年的8500亿元人民币相比较,规模已然翻番。百亿出版传媒集团继续扩容,出版传媒上市公司主业经营突出。2018年图书出版营业收入继续保持10多年持续增长的势头,年增长率达6.6%,在8个出版产业类别中增速第一。

 

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2018年全国新版图书品种下降,总印数与单品种平均印数却都有较大增加;新版图书24.7万种,较2017年降低3.1%,总印数25.2亿册(张),增长10.7%;重印图书27.2万种,增长5.7%;总印数57.7亿册(张),增长7.2%。全年有90种一般图书年度印数达到或超过100万册,比2017年增加32种;其中新版图书48种,增加26种,重印图书42种,增加6种。课本品种、总印数所占比重进一步降低。科学技术类书籍品种增速为5.3%,继续高于其他类别书籍,而且总印数增速(8.4%)大幅提升。主题出版图书印数大幅提升,原创图书出版进一步增温,图书出版结构持续优化,图书出版单品种效益提升,报刊出版降幅普遍收窄。

 

以数字技术和先进理念推动的数字出版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在改变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创新内容生产、传播与消费模式过程中,还能通过市场机制筛选出更有价值的内容,实现内容价值的最大化。随着文化科技深度融合,出版与相关产业不断渗透,文化引领、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数字出版发展格局业已形成,成为出版产业扩大规模和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全民阅读活动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效,书香社会建设遍及城乡,学习型社会建设不断推进,出版业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时代,全民阅读作为我国文化发展的一项国家战略,将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这要求出版业不断创新和拓展阅读方式,为全社会做出更加出色的贡献。阅读与出版从来就是共生发展的关系。随着全民阅读广泛持续深入地开展,其势必对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形成更加有力的推动。

 

 

出版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对出版业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出版业全行业正在为此做出更大的努力。作为肩负着我国出版行业人才培养、学术研究重任的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同样也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要求。为此,应该进一步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积极推进出版学学科升级。

 

学科升级是出版业进行
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我国学术界早先曾有过“新闻无学”的说法,经过众多有识之士的努力,发现新闻不仅有学而且学问很大,终于建立起了“新闻学”;后来又出现“出版无学”一说,经过各方多年的努力,“出版学”总算也有了一个正式身份。不过,是不是还有些出版业外人士对出版是否有学心存疑惑呢?事实上笔者还真遇到过一二。某些业外人士总以为出版业大体是帮助他人出书,学问即便有也大不到哪儿去。然而,随着出版历史、出版文化、出版内容、出版体制改革、出版市场运营以及出版“走出去”等问题一个个凸显,业外人士似乎渐渐难以置喙。近10年来,随着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出版业技术创新从而推动出版融合发展,产业升级转型,需要学习和研究的问题陡增,其态势前所未有,某些对出版有学不以为然的认知至此恐怕可以休息了。

 

出版产业转型是一个遵循出版规律,发挥内容优势,运用新兴技术,推动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实现出版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队伍共享融通的变革过程。

 

出版产业转型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商业模式升级。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我国出版业基本上实现了线上线下联动营销。目前几乎所有出版传统纸介质书籍的出版社都开辟了移动互联网传播渠道。“两微一抖”传播方式推进传统出版融媒体发展的进程。出版业在内容生产营销上,“专业作者+专业编辑”生产内容的模式在逐步改变,而“纸书出版、数字出版、网络传播、电子阅读”融合出版形态与传播方式的变革,正在推动出版业运行体制机制的重大变革。

 

二是出版机构向着知识服务转型。这一转型推动了出版业进一步向内容产业转型。许多出版机构在联合知识付费平台,探索融合发展路径。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内容生产模式、传播方式、消费形态等发生很大变化。随着知识付费的兴起,作者与用户直接进行供需合作和知识分享,而传统的通过封闭式渠道流通来创造产业价值的模式不再是出版产业唯一的经营路径。

 

三是AR、VR与人工智能初步应用于出版。我国出版业AR图书呈稳定发展态势。VR的研发正在以课题研究、文化产业项目的方式推进。许多出版机构还在智能教育服务、阅读服务机器人的研发上重点发力。

 

四是出版业版权交易新模式发展日趋成熟。出版IP运营模式以核心内容为基点,延伸至电影、电视、游戏和动漫等泛内容产业,正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为作为以文字为核心的内容产业的出版业版权交易展现更为广阔的空间。

 

五是科技期刊融合出版取得初步成效。许多科技期刊在出版流程上,已经实现了从投、审稿到最终发布的完全数字化。数据库出版已经被广泛用于出版实践。

 

六是大数据时代学术出版模式初步形成。大数据时代的学术研究正发生一系列变化,如:可视化学术、关键词学术、远距离阅读、数字人文、新计算社会学等。科研领域代际更替明显。学术共同研究成为趋势,数字化科研需求强烈,尤其需要数字平台的支持。学术出版机构正在成为专业内容的资源整合者、专业内容的规范者、专业内容的评价者、学术成果的推广者、专业研究者和知识服务者。

 

2020年,我国出版产业转型升级的效果还得到了一次意外的检验。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出版业之所以能够迅速行动,围绕抗击疫情的需要出版了一大批优秀出版物,不仅是由于广大出版人具有强烈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精神,还由于出版机构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在交通阻隔造成图书运输不便的情况下,基本上都能运用数字技术整合资源,进行远程合作,实现跨时空融媒体出版,为抗疫期间传播科学、稳定舆情、加强组织引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互联网时代,出版业的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进入新时代,按照中央的重要要求,出版业正在进一步加快融合发展的进程,提高出版传播能力。这是出版业面临的新要求、新任务。作为肩负着我国出版行业人才培养、学术研究重任的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同样也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要求。为此,应该进一步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积极推进出版学学科升级。

 

学科升级是出版业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

我国出版业要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做出更大贡献,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要积极引进和培养更多新型高级人才。人是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尤其对于轻资产的出版业,提高出版生产力关键靠人才。没有一支高水平的出版人才队伍,就不可能有出版业又好又快发展的美好未来。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虽然并不赞成出版业通过“互联网+”实现更大发展,但我们绝对不是不要互联网,更不是反互联网。我们主张的是“出版+互联网”。“互联网+”强调的是互联网思维,也就是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经营运行思维;“出版+”强调的是出版思维,亦即出版主体以价值为导向的文化生产思维。“出版+互联网”则是出版业在以价值为导向的前提下,高度重视用户需求,充分使用好新型高效的传播手段。坚持“出版+”的原则,就是要从单一业态向多元业态升级,借此形成“出版+互联网”“出版+影视”“出版+教育”“出版+阅读”“出版+App”“出版+抖音”,甚至“出版+旅游”“出版+餐饮”和“出版+”各种私人订制,各种跨界出版样式将层出不穷,大有“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气概。

 

在互联网时代,世间万物无一不可互联互通。出版业将出现打通出版、影视、游戏、动漫、戏剧等各种领域的泛娱乐新生态。出版业通过“IP”运作,内容将实现由传统出版物到电影、网剧、游戏、衍生品、海外版权、数字版权等多领域的多重开发授权,未来一部书的价值可以实现几何倍数的增长。然而,要实现这样的跨界融合与转型升级,无疑急需引进和培养相应的复合型专门人才。

 

在信息化条件下,出版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走跨界融合发展之路;而出版业要做到跨界融合发展,就要进一步壮大人才队伍,优化人才结构,提高人才队伍质量。这是许多新兴出版机构和传统出版发行机构都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全行业对复合型、创新性人才的需求显著扩大,初步测算缺口在70万名左右,而且还在继续扩大。可目前全国相关高校每年招收出版专业的研究生仅在1000名左右,远远不能满足行业的需求。为此,国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曾经实施“数字出版千人培养计划”,支持出版单位与高校、研究机构和创新型企业联合进行出版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然而,由于这一计划基本上面向行业领军人才和高端师资,依然不能满足出版业对于一线专业人才的需求。

 

在复合型、创新性人才严重缺口的窘境中,许多传统出版发行机构只好在出版学科之外的专业特别是计算机、软件、电子工程、工业工程、自动化等理工科专业中选用毕业生。这些新入职的毕业生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新兴技术,可是,其中有些人由于没有接受过出版学系统教育,缺乏现代编辑出版理论知识,人文与社会知识相对薄弱,特别是不熟悉我国的出版法规与政策,对出版的文化属性和出版行业特点缺乏认识,入职后不是难以融入,就是难以主动发挥作用,就业后的稳定性一直存在问题,跳槽的现象相当普遍。

 

在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在国际上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活跃的形势下,人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出版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障碍,成为行业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作为肩负着我国出版行业人才培养、学术研究重任的出版专业高等教育,面临的形势和要求同样十分紧迫。为此,应该进一步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积极推进出版学学科升级。

 

学科升级是出版学学科建设和
发展的需要

本文已经从出版业发展实际的需要角度讨论了出版学的学科升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学科升级的四个理由。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出版学是建立在人类出版活动的基础之上,研究出版活动规律的一门实用性学科。可是,既然是研究出版学学科建设的问题,总还要回到出版学学科本体上来。

 

新中国出版科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许力以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指出:出版学是研究了解与掌握出版规律的科学,是研究出版历史及其对社会所发生作用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出版活动规律的科学。他指出:“出版业是科学文化的缩影。从一个国家的图书出版水平,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科学文化的水平。为了发展我国的出版事业,提高我国科学文化水平,必须从理论上研究出版。我们要把出版作为科学加以探索。促进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和科学文化事业更快地向前发展。”正是在以陈翰伯、许力以、陈原等新中国出版科学研究重要代表人物的倡导和推动下,1980年代起我国开创了出版学学科建设事业。

 

 

1980年代,日本学者清水英夫在出版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受到我国出版学研究者们的注意。清水英夫认为:“出版学是把出版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科学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学问。与作为传播学的新闻学有类似性,但研究对象不一定以作为大众媒介的出版为限。在与出版有关的研究领域,从来就有书志学、书籍学、图书馆学、读书学、印刷学,要把它们加以综合,并借助邻近的学科就出版的功能、过程、效果等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加以阐明。”

 

40多年来,关于出版学的学科研究,已经形成内容相当丰富的学术成果,同时,关于出版专业高等教育的具体内容,在高等教育的学科说明中也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表述。在一定意义上,出版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建设,学科边界及其内涵、外延已经比较清晰,已经达到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规范性要求。

 

现在我们来看作为包括出版学等二级学科在内的一级学科新闻学,其学科定义及主要研究内容是如何表述的。我国新闻学著名教授李良荣先生在其名著《新闻学概论》(第六版)中,对新闻学的定义是:“新闻学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想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研究的内容是新闻理论、新闻史(重点是新闻事业的发展的历史)、新闻业务。”李良荣认为,新闻学的中心议题主要是:客观世界的诸条件对人类社会新闻活动的决定、支配作用,及新闻活动对社会的反作用。

 

新闻学和出版学,一个是研究人们的新闻活动,一个是研究人们的出版活动。新闻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公开传播新近变动事实的信息,其中特别强调时效性,认为时效是消息的价值,以至于许多新闻活动强调“第一时间”;而出版活动的基本规律则不仅包括公开传播新近变动事实的信息,还包括公开传播各种积累下来的内容,甚至包括并非当时要广而告之,而是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接续前人、传于后世的各种出版活动。如此来看,如果一定要让作为一级学科的新闻学带着二级学科的出版学开展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其中诸多违和尴尬将在所难免。

 

有的高校将出版学科设在一级学科传播学下,实际上也一样面临上述类似尴尬。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这看起来是涵盖了出版在内的各种信息传播活动,其实,正如前面我们已经多次论及的,出版业总是要在文化积累上担当社会责任,一直有着不少并非当时要广而告之,而是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接续前人、传于后世的各种出版活动,自然这也将难以划入传播学的研究范畴。

 

综上所述,新闻学、传播学和出版学,这三个学科之间虽有一定的类似性,可还是有着各自的学科边界和内涵、外延,是三个平行的学科,让哪一学科作为一级学科领衔于其他两个学科,都将难以避免实际活动开展时遭遇的尴尬。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办法是将现行学科目录上标注的“新闻传播学”调整为“新闻出版传播学”,让出版专业合理地跻身于一级学科的行列。

 

把出版学列入一级学科,已经成为出版业和出版专业高等教育相当急迫的一件大事。由于不是一级学科,出版学知识体系、学科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均受到相当明显的局限,至今未能形成完整贯通本、硕、博的培养体系,导致出版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乏力,出版专业人才供给受限,严重制约了我国出版业的创新发展。尤其是当前国家文化建设中出版业的作用正在受到高度重视,出版业正在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出版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深刻变革,出版专业高层次人才严重匮乏,凡此种种,都对出版专业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可以说,实现出版学的学科升级,不仅事关一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更关乎我国出版业的创新发展,关乎我国向出版强国迈进,关乎国家文化建设的大局。希望这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作者 聂震宁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特聘教授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院长

 载《现代出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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