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由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中国问题与新闻学研究范式创新”研讨会在线举行。这是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40年院庆系列活动之一。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安徽大学、深圳大学、西北大学、厦门理工学院、河北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的18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河北大学副校长陈红军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说今年是河北大学百年校庆，在此时刻迎接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界18余位重要学者与会并发表演讲感动由衷的高兴，这为百年校庆增添彩，真诚感谢大家的支持。他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河北大学的发展历程、学科特色及成绩，介绍了学校将新闻传播学科作为重点支持和建议的学科的情况，并向与会专家对新闻学院学科建设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百精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祝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召开中国问题与新闻学范式创新论坛。他在会议上阐述了关于新闻学研究的三点意见，一是重返问题，让问题再度成为学术范式构建的基点。学术范式的生成，至少存在三个基点，问题、历史和概念。每一基点皆有其可供延展的脉络，皆有其历史语境适应性。需要强调的是，从当前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和进路看，问题应当成为新时代新闻学范式创新的首要选择和逻辑基点。概念及其逻辑化建构当然是重要的，但要避免从话语到话语的循环阐释，避免空转的知识生产，避免现象总结式的学术判断。历史也是围绕其时的问题展开的，概念是第二位的。因此，我们要从真问题、大问题本身出发，产出思想，再进行理论化建构。思想以问题为本源，理论以思想为本源。我们所称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必定是从中国问题出发的，双脚踩在中国的泥土上，深植学术的种子。二是重返整体观，关怀大问题。新闻传播学科应当迎纳新时代、新阶段最重要的历史主题，比如传统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时代的整体观和宏大叙事受到了批评，落得了“大而无当”的名声。但是，面对民族复兴、国家现代化和复杂全球化等重大历史主题，我们必须重获整体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学术范式的转向，要直面人的存在境况，直面现代化进路中基本问题，直面文明新形态及其间的信息传播和公共交往问题，在担起时代使命的过程中创生自身发展的可能性。如前所述，问题是思想的来源，要基于对以上问题的破题，培养元气，奠基根本。三是重返范式构建，开启学术学科发展的新格局。范式是学界的共同约定，它容纳多元的学术取向，但又强调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努力，寻求观念、理论、知识和方法的突破。当前，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学术成果的产出日益丰富。在此局面下，大家更可基于真诚、深度的讨论，奔着有中国特色学术范式创新协同发力。藉此协力，让丰富升进为丰足，多样终成汇流。河大今日举办的论坛，便是此等可贵的尝试。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韩立新教授在开幕式式上致辞说，感谢各位学者百忙之中参加这次会议并作演讲。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科溯源可追溯到1944年，当时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作的刘豁轩担任天津工商学院（河北大学天津时期的校名）新闻学、广告学教授。1981年成立新闻学专业，今年是学院建院40周年。本次学术研讨会是40年院庆活动之一。这次学术研讨会之所以设立主题为“中国问题与新闻学研究范式创新”，是考虑到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以新媒体视角进行的探讨相对较多，并取得了骄人的成果，希望推进以问题为视角的探讨，问题是创新的动力。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颜士义主持了开幕式。开幕式结束后进入学术研讨环节，本次学术研讨会分设“太行场”和“雄安场”两个并行主会场。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太行场”由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彭焕萍主持，9位学者作了主题发言。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尹韵公教授说：“我今天第一个表明我的态度，我觉得河北大学提出这个问题提的是非常好，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是对新闻学的研究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冲击并不是仅限于新闻学，实际上它冲击的是整个社会。从历史发展来看，铁器作为生产工具的出现，人类就产生了农业文明，蒸汽机内燃机等等这些新的技术工具的出现，就产生了工业文明，今天互联网技术弥漫全球，信息文明就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性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互联网技术跟过去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发展一样，它实际上也构成一种文化体系。”他说：“技术变迁会导致社会变迁，并引发理论变化。今天的互联网，实际上是改变了纸媒时代的理论和实践，在纸媒时代、电视时代那个时候形成的一些研究方式，现在我们要重新加以调整，甚至是定义。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如同任何技术发展一样，它都会有两面性。如果从我们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认为现在互联网技术还在发展过程之中，而且发展的速度还很快。我认为新闻学的研究范式变不不变，如何变还处于一个观察的过程，因为技术进步太快，新闻学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的因素、不稳定的因素实际上是很大的。我主张在技术进步这种大的背景下，我们有一个冷静的观察，来看待、来确定我们的学术方向，还有我们的学术的走势。”
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长熊澄宇说，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出的“这个题目很好。所谓研究，有道、术、器三个层面。我们这些年来讨论媒介形态的变化、技术的更新迭代，产业的拓展延伸等这些器和术的层面谈得比较多。5G8K、移动终端、信息烟尘、新媒体与新新媒体等，但就媒体的基本功能，媒体与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互动关系，谈得比较少。或者说关注器和术的层面较多，关注道的层面较少。而中国问题与新闻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实际上讨论的是道的层面，讨论的是新闻媒体与人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做研究，我们需要讨论真问题，做真研究，得出真成果。这个中国问题与新闻学研究范式就是真问题。中国问题主要指当前社会发展中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遇到的热点、难点和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是分散的， 碎片化的，但实际上是系统的，是发展的，是关联的。新闻学需要从实际出发，从牵一发动全身的角度去思考事件与事件直接的逻辑关系，需要从大量的现象中去寻找现象后面的规律。在处理新闻学与中国问题的关系时，我们要坚持主旋律，要创造 GDP，更要服务于社会发展，服务于人民幸福。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问题，就需要解决和调整。
《现代传播》主编，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隋岩教授认为：我们正处在比较激荡变革的学科发展时代，可谓是“百年之未有的大变局”，新闻传播学变化更是特别大，第一点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依托技术的，建立在依托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基础上，技术的快速变化带来了一个个新的学术研究的潮流，这种潮流化在新闻学科很明显。第二点新闻学科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距离太近。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更是拉近了这种距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它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风险。新媒体以互联网为平台为基础，它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了社会的心理、社会的情绪、社会的关系、文化关系，也改变了国际关系以国家为主题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特朗普的总统形象为例，过去一个总统的形象基本是大众传媒来建构，无论是BBC还是CNN，都是对总统进行形象建构的主流媒介。然而今天特朗普形象建构，是全体网民建构的形象，全体网民都参与建构特朗普的形象。这种变化可以改变国际关系，参与全球化的进程甚至影响全球化的方向。现今热点事件频出，都跟媒介的发展，媒介深入到社会生活中每一个细节密切相关。从中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即单独一个学科恐怕无法解决新闻问题。舆论学解决不了舆论的问题，新闻传播学解决不了互联网传播的问题。我们发现一个新闻现象，跟新闻学科相关，跟很多学科都密切相关。所以现在研究新闻学范式改变，恐怕得借其他学科的力，用更多学科的视角理论观点来帮助我们构建新闻学的研究范式。
《新闻大学》常务副主编，复旦大学媒介管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朱春阳教授认为世界范围内讨论媒介融合是1996年，中国是在2006年前后就已经开始讨论媒介融合，为什么2014年可以被称之为媒介融合元年？我发现这个问题很少有人去讨论。2014年作为媒介融合元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讨论媒介融合，我们要给出中国式的方案，我们需要引入这样的视角，好像讨论的还是偏少。今天学者们研究媒介融合更多的是从技术层面、市场层面、新闻生产层面去讨论，但是如果从政治沟通层面来讨论它，就会发现中国的媒介融合和西方的媒介融合大相径庭。如何抓住媒介融合当中的中国问题去进行回应，可能是我们在研究当中需要找到的一个真问题。站在2013年的时间节点上看2014年的媒介融合元年，就会发现它是同“国家治理”的执政新理念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国家与此同时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叫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这个角度上看，2014年是媒体融合元年。媒体融合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可沟通的政府、会说话的政府以及能够与其他社会力量对话交流沟通的政府，传媒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一种角色？这就是媒介融合可能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发现既有的传播系统可能面临严重的问题。在宣传系统之外，政府又纷纷建了一套政务新媒体沟通系统。我们很少见到一个组织体系同时拥有两套社会沟通机制和社会沟通体系，一个是专业的宣传系统，一个是业余的政务新媒体系统。我们认为如果一套有用的话，为什么还需要两套？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另一套没用，作为政府的自救行动而推出了政务新媒体。反过来讲，如果政府新媒体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的话，主流媒体它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我们在对这个问题的反复的追问中发现在中国讨论媒介融合是有中国问题的典型特征。如果偏离了中国现实的语境去讨论媒体融合，可能讨论就会陷入到所谓西方所设定的媒介融合的话语框架当中。看似说了很多正确的话，但实际上对于解决中国问题可能是意义不大的，这也是中国问题、中国情境、中国话语这个研究建立可能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强月新教授从回避新闻这个小的切口分析了新闻学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冲击。他认为，第一个问题在现在新闻成为一种越来越广泛的公共资源，但想要逃离新闻的人却越来越多，这叫回避新闻。数据表明：从全球来看，2019年全球六大洲38个国家作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全球受访者中有32%的人会经常避开新闻。而且数据显示，像美国、英国，包括日本是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回避新闻占比的受访者越来越高。在中国，对回避新闻讨论的不多，但有一些调查表明，比如在中国18-30岁网络原住民的新闻消费调查中发现部分受访者对新闻是明确排斥的，还有一些农民工新闻使用的研究也发现了普遍存在回避新闻的行为，这应该是互联网带来冲击的一个比较具体的表现。具体来说，所谓回避新闻，就是说人们在持续一段的时间内，由于厌恶新闻和对其他媒介产品有更高偏好而导致的新闻少接触，甚至不接受行为，这个叫回避新闻。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回避新闻会出现？第一个原因新闻过载与泛化，导致新闻效能感降低。因为社交媒体迅速兴起，每个人都来生产新闻，新闻泛化，美食可能成为新闻资讯、软文也是新闻。新闻价值观趋向平民化带来了新闻接触者的新闻效能感，就是过去我们都觉得看新闻都是高大上的，这种效能感降低引起接受者的倦怠感从而导致他们对新闻有所排斥。第二个原因，过滤泡超重与回声室效应，我们过去使用的概念叫信息茧房，算法推荐新闻让我们越来越局限，我们像井底之蛙总是被感兴趣的新闻包围别的新闻进入不了我们的视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发声也只能听到跟我们同样态度的人的回声，就形成了一些网络上的非理性、自我为中心的圈子，带来了新闻接受者的情绪压力，作为自我保护和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他们选择回避行为。第三种就是媒体公信力受到挑战。这里面主要有两个点，一是现在的新闻生产越来越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去中心化去权威化，一张纸一个报道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另外随着商业逻辑进入新闻生产，眼球经济进入新闻业，也带来了大量的失真的新闻，引起媒体公信力的整体消减，从而带来接收者对新闻价值的迷失，他们感到无奈，从而选择回避新闻。第三个问题，回避新闻它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长期对新闻进行回避，会带来个体公共性的衰退。另一方面长期的回避新闻，会带来共同体的消减。因为不管是中西方社会新闻消费和新闻接触，都被认为是公民社会参与的重要因素。在中国语境下，新闻接触更是意识形态建设，核心价值观建设，家国情怀理念的重要路径。回避新闻会减少人们社会认知的广度和深度，削弱其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从而影响到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回避新闻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可以助力主体性的重构。另一方面回避新闻现象能够推动新闻业的革新。
四川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带头人蒋晓丽教授就如何坚守新闻学的人文特质问题发表了看法。她认为，今天除了去求变求新以外，是否还应该从我们学科的原初出发，去找到一点点必须坚守的东西。从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当中，去找回那些最值得坚守的价值。因为事实上我们逐渐淡化，丢失了一些最重要的核心内涵。无论外部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学科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学科的生成和发展，它总会有一些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有学者就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刀子和学问的问题，意为方法其实是刀子或者是一种工具，做学问更多的是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要有问题意识。现在我们恰恰把刀子变成了学问。这其实是对方法至上的问题的反思，是若干年以前就有的反思。新闻学是面对现实，对现实的问题求是、求真、求实的学科，在各种方法当中，人文研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今天中国的新闻学最需要坚守的东西。因此，应该把新闻学还原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或者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新闻学是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紧密相连的，就必须兼具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特点，必须是两者的结合。而在科学化的名义下，方法至上的倾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丢失了新闻学科的人文特质。中国的新闻学以及新闻学者应该重返人文主义这样一个传统，重返人文主义才能更好的去理解商业化、技术化、信息化、工具化。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姜红教授最近几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实践对新闻传播学科可能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她认为在数字时代有一些新的新闻场景，用新闻学理论既有的话语范式很难解释其中的一些新问题。比如去年抗疫的时候，央视做的直播，尤其是云监工，全球已经超过了1.7亿人在线观看，但是云监工作为新闻就跟传统的新闻不一样，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新闻的传播者是谁，它其实就是4台机位架在那里，全程没有剪接，没有剪辑，也没有解说，然后固定的放在那里长达几百多个小时，但是却引起了上亿人次的这种观看。从云监工到后来的云考古、云观景等等，今天的新闻跟过去不太一样了，它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对一个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是会变成多元主体参与的一种活动。那么，究竟在数字时代如何来理解新闻，如何理解过去的新闻的生产者，传播者还有新闻的文本等，这一系列问题都要重新来思考。传统新闻定义大概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就是事实，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报道，这两个关键词是传统报纸时代我们对新闻学考察的一个基点，也是整个新闻学科大厦建立的基石。但是进入到数字时代，我们发现无论是用传统的事实来去命名新闻，还是用传统的报道的概念来命名新闻，好像都不太够了。针对数字时代的新闻报道可能要引入新的理论资源，这个理论资源我借鉴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什么借鉴科学知识社会学？因为目前技术和我们学科之间的一种深度的牵连，而很多研究关注技术的学者已经是从早期的作为知识的科学走向了作为实践的科学。另外，新闻学中的传者和受众、专业和业余、客观和主观、理性和情感、文本和行动等二元化的概念是切割的、是对立的。如何对待这一问题？我关注到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践转向，希望从实践转向的视角，从整体的观念的层面来建构新闻传播学的新范式。理论来源还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实践理论它走出了本体论上的二元，更亲和多元互动和关系建构的新闻学。
厦门理工学院副校长赵振祥教授关注了时尚传播视角下的时尚体育与文化传播的互动发展问题。他认为文化传播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为复制性传播，复印的、拓印的、录音、录像、印刷等，另一种模式为演绎性传播，包括媒体的广播，艺术的表达、影视音乐、舞蹈的演绎，例如建筑产品演绎、活动展示。演绎性传播是文化传播最有效的传播方式。文化传播有被动接受和主动接受之分，时尚化是主动接受的一个重要的推力。赵振祥教授一直关注时尚和体育二者的关系。他认为，时尚是一个表达的载体，体育也是个载体，时尚体育成为文化传播的超级载体。现在时尚体育非常火爆，例如2020年年底中国的5个副省级城市在青岛成立了市场体系城市战略联盟同时召开时尚体育的产业大会。时尚体育就是对体育的一个文化特性的集中表达。这两者之所以能发生关联，是因为人们看到体育的特点是青春活力、健康创新、表演审美等，这些元素恰恰也是时尚元素，所以两者天生产生关联。时尚和体育两者的关联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可穿戴设备；第二个层面是时尚化的运动项目；第三个层面是时尚化的运动场设计。总之，时尚和体育作为一个载体，可以融合民族文化符号、型塑民族文化轮廓、凝聚民族文化精神、拓展民族文化认同。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赵建国教授认为，以往我们都在讲史论结合，但实际上我们应该讲史论融合，历史即理论，理论即历史。在我们现有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里面，我们可以说新闻传播理论是新闻传播史的方法论，同时历史又是研究理论的最好方法。在实际研究中，无论是彼得斯还是舒德森，都是将历史研究与理论创新融合在一起的。今天的主题是中国问题与新闻学研究范式创新，但中国问题或者说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意识，除了来自当下的中国媒介实践之外，可能还要依赖中国以往的历史经验。新闻学研究范式创新，也应该涵括新闻传播史、报刊史和媒介史研究范式创新。实际上，真正的中国史学创新，来自于中国史料的创新。但新闻传播史和媒介史研究领域，几乎就没有史料学这个类别，现在只有少数人在不断探索，比如王润泽老师和程丽红老师。但是，新闻传播史的史料学和基础性建设是很不够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的理论创新和传播史研究创新一直缓慢，这和基础性史料创新偏弱存在相当大的关系。中国问题首先还是要回到中国历史和中国资料。我们要迎合史学界潮流，倡导“资料的革命”和“史料学转向”，强调史料的极端重要性。要通过史料建设，发现我们中国独特的问题和中国的独特经验，让历史事实来说话，用事实说明事实，用历史说明历史，避免脱离实际的空谈。只有这样，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才能够脚踏实地。如何进一步拓展史料呢？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我们确实要遵循时代的潮流，用新的方法来解决史料不足的问题，要充分利用各种数据库，打造独具特色的报刊史数据库和数据平台，尽可能扩充史料，同时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发展数字人文和新计量史学，创造大数据时代的量化研究规范。史学即史料学，“新报刊史”即“新报刊史料学”。这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不需要理论指导，可以说在报刊史研究中，一切新闻传播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理论即方法。总之，先因后创，史论并重，运用新史料、新工具和新方法，方能实现报刊史书写的创新。这种报刊史对新史料和新理论的融合运用，对中国问题探索具有启发性。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雄安场”由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商建辉教授主持，9位学者作了主题发言。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认为，中国问题与新闻学研究范式创新这个主题非常好。中国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建设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在社会科学领域，很多知识和思想的源流，可以溯源至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我们都会在中国古人的智慧里面找到启示。但是，我们今天文科知识系统的建构多是近代海外的舶来品，新闻传播学科就是如此。近来关于华夏传播的研究风生水起，取得累累硕果，中国古人的传播智慧是传播学研究的沃土。用海外传来的理论解读中国的现象，来指导中国的实践，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大国，山川、地理、历史传统、人物风情，它是自成一体的。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也是在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指导性的。我认为一个科学的理论，它要成立至少要满足三个基本的要求，第一个要能够正确的解释现象，第二个要能够解发现规律，第三个是能够引领社会实践。我们现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上面对世界格局重新洗牌，在国内社会结构面临着转型，新闻传播的生态，也在发生剧烈的改变。可是，现在的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存在着一种落后于现实，捉襟见肘的这种窘境，如果不与时俱进，就会在实践中就会被边缘化。我认为新闻传播学科要生存、要发展、要引领实践，当务之急就是要正视中国的现实，中国的传统、中国的问题。为此，当下我们至少要关注下面的几点，第一个就是要关注中国独有的这个经济文化系统；第二个是社会制度，我认为中国的这个新闻传播系统呢，它是在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框架里面运行的，它的运行的规则，它的边界，它的理念，价值的追求等等是不同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拿西方的这个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呢就会出问题。第三个要关注我们独特的国民性。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这种国民性。所以中国国民的社会方式，个性的气质、行为的特征、价值的分析都是有独特的，这个地方是值得我们比较注意的。第四个是时代的精神。不同的国家却处在不同的发展的阶段，有的处在守成的时期，有的处在创业的阶段。有的国家步履艰难，也有的国家狂飙突进。我们今天就处在一个奋发图强的阶段。第五点就是变革的这种历史的前景。今天我们处在一个爆发性变革时代，这需要中国独特的新闻传播系统的支撑。我们只有立足于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现实，我们才能够找准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问题。刚才胡百精校长提出了几个问题，我非常的赞同。只有抓住了这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来展开这个研究，我们的新闻学科才能创新，才算真正的找到了正确的逻辑起点。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巢乃鹏教授做了题为“县级政府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的学习行为研究”的发言。他认为我们要围绕中国议题，扎根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场景中间，探索中国现实问题，形成本土化的理论，但本土化理论并不意味着仅仅是一个单一社会文化视角的理论，未来也有机会拓展到其他社会文化场景中间去，类似西方理论进入到中国社会文化场景的拓展。现在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需要既考虑我们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和社会问题，也需要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县域是中国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在县域中也有很多网络舆情的发生，但这些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往往会被研究者所忽略，因为我们的眼光总是关注在头部，在城市，但是在尾部在基层的一系列微小事件，反而构成了中国社会前进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那么，县级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行动路径会是什么样的呢？行动的逻辑又是什么样的？。我们尝试把舆情研究置于中国政治社会的互动场景中间来展开，在考察县级政府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能看到一系列有意思的情况，对上，县级政府在舆情治理过程中，需要发展出一套博弈与学习的策略；对下，基层政府试图采取各种各样的极富人情味的说服的方式（非正规的柔性手段），当然也包括规范性的方式来使用他们的权利，达成他们的治理目标。在整个农村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间，地方政府身处在一个矛盾的一个漩涡体系中间，他们也必须被迫不断提升自己，所以他们也在努力尝试采用各种各样的学习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能力。研究发现，网络舆情治理的政策性文件大多只适用于省市一级网信部门，而县一级层面因为很少有独立的网信部门，所以面向网信部门的政策性文件就很难被具体操作，县级政府的运行治理更多的是一种授权处理机制。在整个县级政府的网络舆情治理中，从我们个案深访和田野调查都能够看到学习逻辑是贯穿于整个舆情处理的过程中，例如通过对上级部门约谈方式的学习，将这一方式有效应用到现实的舆情应对中。这种学习还可以进一步区分成自主性学习和模仿式的学习等不同类型。总体而言，我们希望从中国政府治理的基层出发，归纳和总结出中国特色现象（例如网络舆情）背后的逻辑或者是理论，并进一步将理论的洞见推广到不同社会文化场景中去，从而展现中国问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陈昌凤教授作了题为“媒体融合趋势与创新性人才培养分析”的发言。新闻传播学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如何跟进现在的新媒体技术，她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需要考虑，一是技术趋向，这是最核心的。比如说共享媒体以及媒体的平台化。二是数据主义，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人对于计量问题缺乏相关知识，这是带来数据主义大流行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从十年前施恩伯格的大数据时代，到后来的赫拉利的未来简史，他让全世界形成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是把数据主义当成哲学。三是新型社区的出现，有人称作平台社会。二十年前就开始流行叫网络社会，现阶段叫平台社会。平台社会基本的驱动力就是数据，就是用平台化的方式来驱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整个平台的出现，从机制上来说，数据化机机制是核心、是驱动力。通过数据化之后再把它进行商品化，最后进一步把它做成让用户选择的东西。号称美国五大平台的脸书、谷歌、亚马逊等已经成为驱动整个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引擎。平台已经不只是一个独立的虚拟的存在，它已经开始成为社会的驱动力。再来说说媒体潮流。央视做过一个关于媒体消费的报告，报告很乐观地把电视作为第一媒体。事实上社交媒体应该是第一大媒体，而短视频已经成其中最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媒体使用呈现多元化趋势，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把什么媒体做好。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媒体调查发现，报业发行已经超越广告的收入；数字广告占比持续上升，在线音频听众不断上升，数字新闻、有线电视、音频播客成为美国三类主导性的新闻媒体。全球媒体发展趋势报告发现，流媒体特别火爆。中国媒体市场的趋势，大家看到短视频网络、音频、移动消费已经呈现非常火爆的情况。这对现在的教育模式，包括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都可能有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对于媒体趋势的判断，轴心还是网络技术，主要是web 2.0以后，它带来的个人化、互动化和分享化的特征，以及整个媒体的平台化、数据化、设计化的潮流。关于人才培养的方向，我们强调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是为党和国家的媒体培养人才，那么到底这些媒体需要的东西是哪些？现在要仔细的去琢磨。我谈以下几方面意见，供大家参考，一是关于数据素养。数据素养是基本素养，未来可能是每一个新闻传播工作者必备的、基本的素养；二是跨学科思维，其中计算思维影响特别大。社会科学和计算科学在融合，出现了计算社会科学，有计算政治学、计算经济学、计算人类学、计算社会学、计算心理学、计算法学、计算传播学等等。这就对思维训练提出了要求，现在的线性思维还是比较严重的，难以形成宽阔的视野，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宽阔的视野，需要一些条件，有价值观的条件、有思维的条件、专业性的条件、技能的条件等等。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李本乾教授认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提出中国问题作为逻辑起点，在现阶段尤其重要。一个时代之所以跟另外一个时代不同主要是由于所面临的问题不同。河北大学举行这样一个以问题为主题的研讨，意义非常重大。当前，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固有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发展中面临的一些新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老问题，研究的比较多。在社会环境剧烈的发展中，新问题的出现特别值得研究。昨天去上海迪士尼集团做调研、研讨，其一期500亩地已经建成，上海市在旁边留二十七公里的地方建成一个主题乐园。我在研讨中发现，上海要在迪士尼乐园旁边要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主题乐园，意义重大，第一是中国元素在有意味的环境中的呈现，这对中国元素主题乐园有更高的要求，要建设的比迪士尼更好题；第二个问题是不仅仅是乐园的建设，要贯彻新的发展理念。迪士尼旁边的乐园建设，将是中国文化表达的一个新平台，也可能是最新发展成果的一个展示等。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涉及到怎样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就是中国话语的建构，其目标有二，一个是要民心相通，搞好对外传播；一个是对内如何凝心聚力。如何在对外传播中民心相通？从迪士尼的理念中，我看到一个理念就是要传播快乐，随着的经济的增长，传播快乐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融汇东西方新闻传播学科成果，围绕中国实践和问题的一系列概念，并形成了以中国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为基础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系统的适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闻学知识体系，这就要解决范式的问题，这是必须要面对的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第二层意思就是从价值维度去看，因为新闻活动的各个方面都与意识形态、与政治密切勾连在一起，新闻学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系统，也是价值系统，怎么去构建自己的一套理论化的价值体系，形成明确的价值预设、形成话语体系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从学科维度来看。新闻学科现在面对媒体融合和技术引领下的一些新问题，这需要在融合传统文化资源、新闻学科本身的学术资源和其他学科的资源的框架下，来整体上做新闻传播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从这个意义看，今天会议是构建和形成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新闻学中的一件大事。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教授说，关注中国问题是从1978年正式的把传播学引入中国以后就一直在问的问题，今天的会议提出新闻传播学要有问题意识，我是高度赞同的，并且应该大声喊出来，这个领域的学术活动中，每当你谈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先亮出来说我今天谈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放在哪一个问题域里面？我基于什么样的一种视角来谈这个问题，历史的、哲学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所以，基于这一点，我想跟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一个当前国际传播中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特朗普用twitter，一个国家总统每天发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的twitter，为什么呀？这些twitter 都是他自己写的吗？他每天发推特，他到底想干什么？我想这是对于特朗普发twitter这样一个现象萌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如果把这一问题放到一个问题域里面去，比如说舆论领袖，这就进入了传播效果这个问题域。有关调查数据表明，中美贸易战前后，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由百分之四十七降低到百分之二十左右，这和特朗普用twitter相关吗？。这就需要进一步去挖新的文献，又得放到新的问题域里面去，又要用新的问题意识重新看待这一现象。特朗普发推文谁在看？他影响到哪些人？影响到的这些人在整个的传播链条中，和中国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沿着这一思路，你随便在网上找一张特朗普的演讲照片看，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他身边六十岁、三十岁左右的白人居多，这一群人就是曾经享受过冷战期间大资本让利基础上的美国人，近年来，又因为大资本不再让利，他们开始破产，特朗普说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崛起。三十岁的人正好又是在冷战期间出生的，他们依然是用美国梦来培养的孩子。但是当这批孩子成长起来以后，到二三十岁的时候，他发现美国梦根本就没有，找不到工作，没别墅，连房子都买不起，贷款都还不起。这时候特朗普在推特上说是因为中国，他发twitter影响了那些人怎样影响的都会有所发现。所以我想，问题需要放在一个问题域里考察，问题意识是一个严格的学术训练和严格的思维训练，有了问题意识才能够把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当前的国际、国内问题结合起来，并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新闻与传播研究》执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朱鸿军研究员作了主题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言。他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典型的中国问题。县级融媒体中心发的定位应该是县域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基础平台，之所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有以下三个依据：一是理论依据，县域治理的现代化需要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现代化；二是历史依据，县级新闻媒体市场容量很难支撑起县级媒体的发展；三是现实依据，跳出“新闻媒体”办媒体与县域治理现代化紧密对接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更容易成功。因此，从实际建设情况看，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有三个关键性指标，一是组织建设。一个经验性的角度，就是看在当地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是谁。如果组长是县委书记的话，就能会做的好；另一个指标就是县级融媒体中心主任的素质，表现为政治意识、创新魄力、市场精神、专业素养；二是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灵活机制，比如它需要有造血的功能，这样就能够输送到一线人员身上去，进而调动其积极性。三是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人才队伍，领军人才的缺失、专业骨干严重缺失的问题。目前来看，我们县级融媒体中心定位于县域治理现代化，只是做了基本的动作。未来这种县级融媒体的发展应该是围绕着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些特色来形成自身的标识性。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院长王春泉教授作了题为“范式如何创新——何以找到金苹果/阿里阿德涅彩线”演讲。金苹果、阿里阿德涅彩线两个概念来源于古希腊神话，意指走出迷宫的方法和路径，解决复杂问题的线索和方案。王春泉教授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这一问题，一是从问题出发，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呼声。有传播学者认为，大学尤其是大学新闻学科，必须愿意推倒重来，以适应新闻界的未来。新闻传播学科在未来的历史发展和各方面学科竞争过程中，有望成为下一个从瓦解式创新中间受益的一个学科，瓦解式创新，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二是关注其他学科的省思，中国美术学院的范景中教授，从八十年就开始翻译号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术史学家、哲学家贡布里希、卡尔.波普的译著、论坛，他通过一系列翻译，来强化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对黑格尔主义的抵抗。在对黑格尔抵抗过程中，他提出“酸果论”——由失当方法所引发的学术酸果，例如《美的历程》。在哲学社会科学层面，复旦大学邓正来教授主张“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还有贺照田教授“人间思想”理论与实践等等。人间思想就是让爱再度丰富我的生活。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三是直面现实，新闻学必须找到释放人类焦虑的独立路径，就此而言，“文化”的属性给它预留了创新的可能性。四是新闻传播学要想创新，必须回答，必须对话的几个语境：半人马时代、后信息时代、轻文明时代、信息生产模型时代，通过对话获得创新。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韩立新教授作了题为“中国问题与实践逻辑”的发言，他认为“中国问题”中的中国是研究对象，问题是从现象到知识，从特例到一般这样的一个知识建设的路线。从研究对象出发，发现一般性和规律性，实现知识建设的目的是研究者的使命。他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这一问题，一是中国问题的特性，罗素在其所著的《中国问题》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文明重视人生归宿，西方的文明重视科学和方法，这是中西文明最重要的区别之一。由此，中国问题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人文上，用科学和方法解释中国问题是不充分的。二是研究中国问题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中吸取营养，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 50 卷中，直接提及中国的地方有 800 多处，马恩对中国近代落后有深入的探讨，是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理论来源；三是观察中国问题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为指导，坚持实践逻辑，实践逻辑很好地解决了罗素讲的中西差异，适合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应该是实践范式。（林晶晶）
会议现场
专家学者线上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