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庚午马年去了，辛未羊年来了。亲爱的读者，当我们称颂"三羊开泰"之际，当我们互祝吉祥如意之时，您是否想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交替点上？

12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谁能忘记，当我们党吹响改革第一声号角之时，刚刚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华夏大地，疮痍满目，百废待举。那时节，衣袋里藏着欠债单走上前线的农家子弟，何止一个"梁三喜"？抡起18磅大锤敲敲打打造机械的，又何止一个汽车工业？12年春风秋雨，12年改革开放，今天，当我们步入又一个羊年之际，我们已经胜利地实现了四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基本解决了几千年来缠绕着亿万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

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惟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到下一个羊年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跨进了21世纪，实现了小康目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已成为十几亿中国人民的生活写照。跨进辛未羊年，我们的改革步伐，无疑要比前一个12年更快，我们的开放幅度，无疑要比前一个12年更大！

60年一个"甲子"。我们回顾历史，前一个辛未羊年--1931年，正是旧中国苦难深重的岁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中华大地，饱蘸着中国人民多少血泪和屈辱，腐败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至今记忆犹新；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在今昔历史的对比中，又是多么地明晰深刻！我们展望未来，下一个辛未羊年--2051年，又恰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光辉时刻。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4000美元，这将使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综合国力走在世界前列。

从根本上说来，当今生产力的大发展，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才能大大加强科学社会主义的说服力，中国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这将是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而要实现这个光辉的目标，需要60年整整一个"甲子"的艰苦奋斗。这60年，必然是中国人民不断改革、探索、开拓、创新的60年，是不断扩大开放的60年。总之，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大放光彩的一个"甲子"！

从辛未羊年开始，今后的10年，是中国历史的关键10年，也是振兴上海的关键10年。10年看头年。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当是一个"改革年"。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惟有改革"。改革开放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惟一出路。

在这个历史性的"改革年"中，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建立与国际性经济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格局。我们的各级干部，要以改革的姿态，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我们要在全党、全民中深入开展深化改革意识的再教育，普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和科学的政治民主观念，形成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的全民共识，造就上海崭新的改革开放舆论环境！

"莺啼燕语报新年"，愿辛未羊年以名副其实的"改革年"而载入史册！

（《解放日报》1991年2月15日）

皇甫平：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

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今年上海市春节团拜会上，向我们提出了浦东开发要搞得更好、更快、更大胆的要求；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朱镕基同志在团拜会上也强调：要更高地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更快、更好、更高、更大胆，就是要求我们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完成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在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宏伟事业中，思想解放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

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前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已经就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而又实实在在的新思路。

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提出了要突出"机制转换"的改革新思路。他认为，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的第一轮改革偏重于放权让利和物质刺激，这在当时是必要的；90年代新一轮深层次的改革则应把重点转到经济机制的转换上来，形成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竞争机制、淘汰机制和高效率的宏观调控机制。否则，什么破产法、分税制、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统统都无从谈起。

又如，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黄奇帆提出了"三个先行"的扩大开放新思路。他强调，浦东开发并不是前10年崛起的5个经济特区和14个开发区开发模式的翻版，它要从上海的实际出发，围绕局部再造城市功能，着重抓好金融、贸易、基础设施"三个先行"，推动资金融通，商品流通，城市交通的超前发展。有外电评论：这些做法将"使浦东开发一下子站到按现代化国际经济规律运作的高起点上。"在七中全会闭幕后紧接着召开的中共上海市委五届十一次全会，更是就上海90年代经济振兴提出了不少新思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全会强调要敢于冒一点风险，大胆利用外贸进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要紧紧环绕适应对外开放，提高城市综合功能的需要，调整改造传统工业，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努力把上海建成万商云集的商业中心，辐射全国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等等。

这些新思路，有的是前十年未曾涉及过的新领域，有的则反映了改革由浅层次向深层次的转换和拓展，有的则是对前一轮改革中某些已见成效的发展模式的升华。新思路的不断提出，反映了人们对更深层次改革开放的探索和思考。同前10年相比，90年代的改革开放将大大拓展和深化。以搞活经济而言，如果说，前10年我们较多的是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资经济等等；那么90年代的改革则要把重点放到搞活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脊梁的大中型国营企业上，要打好这场难度更大、覆盖面更广、意义更为深远的"攻坚战"，没有新思路、新招数不行，简单地套用80年代改革中的某些做法也不行。七中全会号召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敢于冒风险，就是鼓励我们要勇于创新、敢于开拓，既不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做束缚手脚的教条，也不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某些做法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毫无疑问，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阶段涌现出来的种种新思路，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是对七中全会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2条基本经验的实践、发展、丰富和完善。

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有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善，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我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实践证明，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工作就打得开新局面；凡是思想不解放的单位，就缺乏生气，工作就很难搞上去。

邓小平同志说过："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让我们以此作为座右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漫长征途上，在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伟大事业中，不断解放思想，永远开拓奋进！

（《解放日报》1991年3月2日）

皇甫平：扩大开放意识要更强些

当前的上海，正站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起点上。增强扩大开放意识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紧迫地放在我们面前。

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真正认识上海在90年代的历史方位和战略地位。如果说前一个10年，上海人更多的是惊羡于深圳、厦门等地的开放奇迹，那么进入90年代，上海已与其他四个经济特区一样，站到了我国开放的最前列。350平方公里的浦东新区，正以我国最大经济开发区的独特步伐走向世界；上海集保税区、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开放地带四个开放层次于一身，形成了配套齐全的开放新格局。邓小平同志对90年代上海的开放寄予厚望，上海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浦东开发要更快更好更大胆，这是90年代赋予上海的历史重任。没有这样一种意识，我们就不可能具有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的开放胆魄，就不可能面对挑战，抓住时机，在进取、开拓和竞争中大步走向世界。

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80年代上海的开放，虽然成绩很大，但是步子还不够快，胆子还不够大，这与我们一些同志思想不够解放有着直接关系。从开放初期国际饭店楼顶首次闪亮外商广告而引出的“风波”，到80年代后期虹桥开发区向外商批租土地带来的“抱怨”；从近几年来实行“一个图章对外”中的反反复复，到至今一些同志在引进外资时的目光短浅，都说明我们在开放问题上需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个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于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又如允许外国人在浦东设银行，并且在外滩建金融街(000402,股吧)，以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雄风，对于这类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如果我们还是陷在“新上海还是旧上海”的迷惘之中，那也只能趑趄不前，难成大事。

这里，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澄清一些疑虑和误解。

“这样开放下去，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在国营企业集中的上海，有这种担心可以理解。对于某些盲目引进、重复引进的现象，我们应当予以注意；然而10多年的开放实践已经证明，要保护民族工业，采取关起门来的办法，只能适得其反，惟有大胆开放，引进外资外技，吸收先进管理方式，经受国际市场考验，大大提高竞争能力、经营水平和企业素质，才能利于改造和振兴民族工业，在开放中真正保护民族工业。为什么新兴的厦门收录机产业、深圳自行车行业和内蒙古毛纺业，能迅速赶上或超过号称老牌冠军的上海同行？为什么上海的汽车工业，能在短短几年中结束挥汗抡锤敲敲打打的历史，迅速接近世界水平？答案就在于开放，在于主动引进、消化。应当指出的是，有些同志将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等，排除在我国国民经济的范畴之外，与民族工业对立起来，将它们的产品一概视为“洋货”，这其实是对民族工业一种狭隘的理解。随着对外开放，我国经济格局正向外向型转换，民族工业的概念早已扩展，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组成成份之一，法律明确规定了它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的地位。因此不能将外商投资企业与民族工业对立起来，更不能把这些企业的产品当作“洋货”来抵制，这也是一种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是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一种“软件”。总之，封闭陷于落后，开放导致兴旺，这是我国40多年经济发展史的基本结论。

“这样开放下去，钱不是落到外国人腰包里去了？”在一些似乎“精明”的同志里头，存在这种担忧。不错，外国企业家来投资、经商，当然为着要赚钱。但是，开放是双向的，吸引外商投资是互利的，它有利于弥补我们的资金、外汇不足，加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建设，推动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同时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一句话，有利于增强我国力。既然如此，我们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就要有长远的眼光和深谋远虑的韬略。有的项目，即使我们暂时少赚钱，甚至不赚钱，也要让利于一时，得益于长远。我们不是说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么？如果不给人家甜头和实惠，还谈得上什么“吸引力”呢？又遑论引鸟筑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陷在眼前一时一事甚至蝇头小利的得失上拔不出来。那种以小失大、求近效而舍远利的算盘，看上去“精明”，其实并不聪明。开放要加快步伐，引进要抱几个“大金娃娃”，不改变这种得失观，不拿出一点长远目光和大将风度怎么行？

“这样开放下去，不是又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么？”确实，扩大开放，会有更多的外商来上海做生意；吸引外资，会有一些外国资本家到外资企业当老板；允许外国人设银行、办商业，又会有不少“洋人”搬进高楼大厦坐写字间……于是有些人担心新上海与旧上海“差不多”了。这种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的方法，是不对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新上海的开放格局决非旧上海的租界，哪有什么列强逞凶、炮舰横行？哪有什么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等等？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平等互利经商投资。

这种万商云集的景况，是我们主动开放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国际城市的形成发展必备的条件，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什么可惶惶然呢？对于引进的同时带来的一些资本主义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应当保持清醒头脑。引进的过程，本身就是鉴别良莠，取舍精华糟粕的过程。我们吸取的是国外先进的管理方式，对于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坚决抵制；我们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来华外国人自身的生活方式不必多加干涉，但是对于不符合我国国情、败坏我国社会风气的东西，例如什么六合彩、陪酒女、赌博业等等，则坚决不开口子。进一步扩大开放，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全社会的免疫功能，使干部和群众真正经得起开放的考验。所以担心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上海会变成“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不必要的。

扩大开放，说到底也是深化改革。任何改革，都不能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任何开放，都不可能不引起内部体制的改革和思想的解放。因此，开放意识和改革意识融汇贯通，密不可分，我们要以改革的精神来扩大开放。我们现在有的扩大开放措施，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内容，例如允许外国人来开设银行，本身就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国际化金融体系的突破；又如允许外国人来经营房地产，也是推进住房商品化，形成健全的房地产市场的一部分。

有的扩大开放措施，则将从深层推动体制的改革，例如更大规模引进外资，必然要求从管理体制改革着手，改变法制不完备、执法不严格和某些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互相推诿扯皮的状况，极大地改善投资软环境；又如扩大外贸，就要求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营造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联合统一对外的外贸经营新体制；再如引进外资改造国营企业，也必然推动国营企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转换。

而扩大开放的步子，更将给我们带来大量的新思路、新意识，从深层次、全方位引起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观念的进一步更新，社会心态的进一步调整。很显然，在90年代新形势下，在没有强烈的开放意识，成为有没有深层的改革意识的重要试金石，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实质也是改革意识的再教育、再深化。

肩负着“振兴上海，开发浦东，服务全国，面向世界”重任的我们这一代上海人，要以强烈的开放意识，写下上海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解放日报》1991年3月22日)